药性以及淋巴结清扫的解剖学盲区，连续抛出三个专业问题。

江河对答如流。

他的回答，既基于08年现有的设备条件和药物指南。

又能在关键节点上给出一种高屋建瓴的前瞻性视角。

尺度把握得刚刚好。

给人一种疑似开了却没有证据的感觉。

孙长明问累了，示意王晓晴接手。

王晓晴：“江河，你的专业素养毋庸置疑，但我今天想问一个医学伦理方面的问题。”

“王教授请问。”

“假设你现在是一名主治医师，你的患者预期寿命不超过四个月，患者的家属私下找到你，强烈要求你向患者隐瞒病情，但患者本人非常敏感，已经在反复向你询问自己的真实情况，面对患者的知情权和家属的保护性医疗诉求，在当前的国内医疗环境下，你如何处理？”

会议室里安静下来。

医学伦理，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。

在欧美，医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患者真相。

但在国内，宗族观念和家属主导的医疗决策模式，是每个临床医生都无法避开的问题。

江河沉默了两秒。

前世，他在这类问题上吃过无数次亏，见过无数次因为沟通不当引发的医患冲突，甚至是病房里的家庭伦理剧。

“我会选择循序渐进，老师，就跟我们的升阶梯治疗方法一样。”

“在国内，家属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，强行越过家属告知患者，极易引发医患信任危机。”

“所以，我会先找家属沟通，明确告诉他们，现代社会信息发达，患者自身身体的衰竭是瞒不住的，硬瞒反而会加重患者的恐慌和猜疑。”

“接下来，我会试探患者的心理承受底线，我会告诉他，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治疗，传递出严重性。”

“医学伦理的核心，我认为是不伤害原则，如果这个真相会瞬间摧毁患者的求生意志，那么我就会把关注点从治愈转移到症状控制上，向他保证，无论病情怎么发展，我都会尽全力减轻他的痛苦……”

王晓晴听得有些入神。

她带过很多研究生，遇到这种问题，基本就是背诵书本上的“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”。

极少有人能像江河这样，把中国的人情社会、家属的心理、患者的恐惧，以及医生作为缓冲带的作用，分析得如此透彻。

—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摸爬滚打多年的老主任。

“说得好。”王晓晴忍不住点头。

接下来的走向，开始不受控制了。

原本是一场严肃的破格提前毕业答辩。

但随着孙长明和王晓晴的提问不断深入，江河的回答不断抛出新颖的观点。

渐渐地，提问变成了探讨。

“江河，你刚才提到胰腺癌晚期的疼痛控制，目前临床上大剂量阿片类药物的耐受性问题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孙教授，我认为可以考虑介入手段，比如腹腔神经丛阻滞术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镇痛药的用量……”

“那关于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升阶梯治疗，你认为在坏死组织清除时，微创入路和传统的开腹清创，在存活率上的差异有多大？”

“这取决于感染坏死区域的包裹程度，如果……”

江河站在台上，从容不迫地与两位教授来回拆招。

各种专业术语、临床数据、甚至是对未来几年指南修订趋势的预判，信手拈来。

学生答辩？不，分明是医院的疑难病例讨论会。

杨煦坐在旁边，看似面无表情，实则嘴角比98k还难压。

爽啊。

自己学生，太优秀了，优秀到……呃，自己都想叫他一声老师。

坐在正中央的钱肃之校长，低头看了一眼手表。

答辩时间已经严重超时了。

但他并没有打断。

反而端起茶杯，吹了吹浮叶，目光扫过台上的江河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

这场答辩，从一开始就是个形式。

昨天晚上，林振华厅长亲自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虽然话里话外都在聊南医大的建设和医学教育的发展，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：

江河这个苗子，国家非常看重，要给政策，要给空间。

大领导都亲自开绿灯了，连p3实验室的主导权都批了下去。

学校还卡？卡个屁啊。